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

所有的无名都是不朽的
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，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委。其中，财政部由薄一波担任部长，戎子和与王绍鏊被任命为副部长。王绍鏊，这位曾经的同盟会元老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政治活动家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《共同纲领》的参与制定者之一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财政部副部长之一，并且还是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。

他参与了国家预算的制定与审查工作，为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、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的工作确保了国家财政资源能够有效服务于“一五”计划等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是新中国财政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

但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我们会惊奇的发现，这位身居要职、受人敬仰的新中国金融经济大家，竟然是一名“红色特工”。战争年代，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周旋了大半辈子；没有耀眼的公开革命光环，却用一生的忠诚践行了自己的信仰。从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，到中共隐蔽战线的“尖兵”，到新中国的财政恢复和建设的重要领导者，惊心动魄的坚守与付出，三重人生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足以震撼人心。

1888年，王绍鏊出生在江苏吴江一个书香世家，年少时就深深仰慕范文正公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情怀，心里总揣着一份救国救民的执念，少年时代，他有个同班同学叫柳亚子。那时候的中国，内忧外患、山河破碎，年轻的他实在不甘心看着国家一步步沉沦，便毅然东渡日本，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，想学着西方的法子，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一条出路。

位于同里的王绍鏊纪念馆

1911年，他学成归国，正巧赶上辛亥革命爆发，满腔热血的他立刻投身革命洪流，跟着章太炎创办进步团体（中华民国联合会，后来改称统一党），还陪着章太炎远赴南京拜见孙中山。后来，他还当选成为民初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一门心思要把宪法制定好，盼着国家能走上正轨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。

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沉重一击。袁世凯窃取了辛亥果实，一心想复辟帝制、当皇帝，二话不说就强行解散了国会。那些曾经滚烫的理想，在强权面前碎得一塌糊涂。王绍鏊气得浑身发抖，愤然南归，跟着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讨袁护法。可往后的日子里，曹锟贿选、政权迭变、战乱不断，他依旧执着于搞议会制宪、开展爱国活动，却处处碰壁、屡屡受挫。

王绍鏊自传（片页）

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，他开始憧憬一个崭新的由进步的政治理念来创造的中国社会，但是，他又失望了，曾经，经过张群的引见，他和蒋介石曾深谈过两次，得出的结论其并非“拨乱反正之人”，预言“此人若得志，中国将不可收拾”。果然，蒋介石发动了“4·12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他开始对自己原来的信仰产生怀疑。遂闭门阅读马列著作。慢慢觉悟只有中共的主张和中共党人才能救中国。谁也没料到，这个曾经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来改造中国，一心致力于议会制宪的社会名望，和原来的自己分道扬镳后，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成员。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

1933年，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，王绍鏊正式加入中共。组织上早就看中了他的能力，社会关系广、声望高，还精通日语和西方政治，最适合做隐蔽工作。于是，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身份：以开明爱国人士的名义，暗中执行党交办的各项秘密任务。从这一天起，王绍鏊就戴上了“面具”，在敌人的社交圈里小心翼翼地周旋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杀身之祸。

有一件事，直到多年后才被世人知晓。那时候，王绍鏊奉命奔赴香港、广州，核心任务是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，还要悄悄促成陈济棠与邹韬奋、黄申芗见面，搭建起抗日联合的桥梁。可他频繁的南北奔走，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。一次返回南方的途中，他被特务秘密绑架，那一刻，他没有丝毫慌乱，第一反应便是迅速把藏在身上的党的机密纸条咽进肚子里，彻底销毁证据。特务们将他关押起来，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，又打又劝，一心想从他嘴里套出半点情报。可王绍鏊硬气十足，任凭敌人百般折磨，始终一字不吐，连一句软话都未曾说过。

为防止自己记忆衰退和错误，在狱中被监禁的日子里，他没有放弃守护情报的使命，利用有限的条件，悄悄将重要信息记录在小纸片上，趁看守不注意，将这些纸片秘密藏在被子的棉絮深处，避开特务的搜查，默默守护着这些关乎革命工作的机密信息。

直到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国民党迫于抗战形势，不得不释放一批政治犯，王绍鏊这才得以出狱。换做旁人，经历过这样的磨难，或许早就想歇一歇、缓一缓，可他刚回到家，连和家人说句寒暄话的功夫都没有，第一时间就让女儿拆开自己从狱中带回来的被子，从棉絮深处取出那几张藏了许久的小纸片，他用生命守护的秘密。他小心翼翼地收好纸片，转身便匆匆出门，找到组织联系人黄申芗，把自己在狱中的遭遇、特务的审讯手段，还有那些藏起来的机密，一一详细汇报给组织。

黄申芗烈士

对其在狱中表现，组织上其实从各种渠道早已了解。这里要提及一下，黄申芗，湖北大冶人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功勋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，护法运动中任湖北靖国军司令部参谋长，曾任江西水上警察厅厅长，同样也因为信仰的转变，于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，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成员，而他当时在上海襄阳北路仁德村的住所，成为了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。其正是王绍鏊的入党介绍人，他不仅引导王绍鏊走上革命道路、指导其隐蔽工作，还组织领导“反战大同盟”，联络各界爱国人士，暗中搜集敌伪情报、转移革命力量，为抗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，1941年在上海积劳成疾逝世，直至临终才向家人透露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，1959年被上海市委确认，并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王绍鏊的隐蔽工作愈发繁忙，他身兼数职、双线作战，一边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坚守岗位，一边深入敌后筹建武装力量，每一项工作都藏着生死考验。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期间，他充分发挥自身社会关系广、声望高的优势，悄悄周旋于上海各界人士之间，联络爱国商人、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。他一边暗中搜集敌伪的兵力部署、物资运输等核心情报，一边为办事处筹措紧缺的药品、粮食和武器弹药，这些物资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实实在在为前线将士解了燃眉之急。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他还悄悄扛起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重任，利用自己的人脉掩护进步刊物印发，向群众传递抗日必胜的信念，在阴云笼罩的上海，为大家点亮了一盏希望的火种。

1938年，按照组织安排，王绍鏊回到家乡江苏吴江，着手筹建太湖抗日游击队。这是他在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壮举之一。当时的太湖地区，日军盘踞、汉奸横行，百姓受尽欺凌，却苦于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力量。王绍鏊回到家乡后，彻底放下了“开明绅士”的身段，脱下长衫、换上布衣，一头扎进太湖周边的村镇，挨家挨户动员群众。他给乡亲们宣讲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道理，号召大家拿起锄头、镰刀，哪怕是打猎用的土枪，也要一起站起来，反抗日军的侵略。他深知群众的力量无穷，不仅动员普通百姓，还积极联络太湖周边的爱国乡绅、失业工人和进步青年，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一点点凝聚起一支敢打敢拼的抗日力量。

组建游击队的过程，远比想象中艰难百倍。没有武器，他就利用自己的人脉，悄悄从敌伪据点缴获、从爱国商人手中募集，甚至发动队员们自己动手打造土枪、土雷；没有粮食，他就带领队员们开荒种地，或是向开明乡绅借粮，哪怕自己饿着肚子，也始终保证队员们能有一口热饭吃；没有固定的据点，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太湖的芦苇荡里安营扎寨，白天隐蔽在芦苇深处休整、训练，晚上就趁着夜色突袭日军的巡逻队、汉奸的据点，打了就跑，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，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为了让游击队更具战斗力，他还亲自制定训练计划，手把手教队员们射击、隐蔽、侦察技巧，结合太湖水域的特点，摸索出一套适合水网地区的游击战术，让这支队伍慢慢成长为太湖周边令敌伪闻风丧胆的抗日力量。

在筹建和领导太湖抗日游击队的同时，王绍鏊依旧从事着情报与统战事宜。

某次，他得知一位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友阮先生，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而赋闲在家，便主动找上门，推心置腹地和他聊马列著作，讲抗日救亡的紧迫性，谈中共的抗日主张。在他的耐心引导下，阮先生彻底坚定了抗日的信念，经组织批准，王绍鏊介绍阮先生加入了中共。恰逢此时，汉奸政权派人来拉拢阮先生，王绍鏊当机立断，让阮先生趁机打入敌营，担任伪财政部盐务署长这一关键职务。阮先生凭着这个身份，暗中为党提供了大量敌伪的财政情报、物资调配信息，还悄悄筹措了不少抗日经费，在敌营内部安插了多名地下党员，为太湖游击队和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只可惜，抗战胜利后，阮先生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敌人发现，壮烈牺牲，他的贡献，和王绍鏊的很多隐蔽工作一样，可以说直到今天，依然没有完全揭秘，包括其真实姓名。

1940年，王绍鏊被派往香港，见到潘汉年，成为“潘系统”一员。潘汉年特意叮嘱他，香港和上海不同，一言一行都要贴合自己的身份，在虎狼环伺的社会环境里，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、隐蔽自己。他化名王钧，平日里深居简出，极少与外人接触，就连传递情报，都用起了藏头诗的法子，把机密巧妙地藏在诗句里，既隐蔽又安全。没过多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大举进攻香港，王绍鏊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：什么东西都不能带，立刻转移到九龙的一间小木屋里隐居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忍痛丢弃了自己从民国元年就开始记录的大事日记，那里面藏着他半生的记忆。

从香港秘密返回上海后，上海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，侵华日军到处站岗，日伪特务机关的密探跟苍蝇一样到处窥视，环境愈发恶劣，王绍鏊就是这种情况下，坚持着中共隐蔽战线的任务。中共华南情报系统的领导者之一，“老太爷”张唯一，奉命到上海加强情报指挥工作，其居处便是王绍鏊位于复兴中路合群坊的家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家便成了中共隐蔽战线的秘密据点，很多人都来这里汇报工作、交换情报。那时候的上海，每天时间都漫长的几乎窒息，日伪的军警宪特到处抓人，稍有不慎，整个据点就会暴露，他和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从未退缩过，哪怕家人也要跟着承担巨大的风险。

张唯一

除了掩护和传递情报，王绍鏊代表潘汉年，定期与日本“岩井机关”机关长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会面。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，每次和日本人谈话，都要搜索枯肠、小心翼翼，那种内心的煎熬，只有自己才能体会。

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，但战争还是接踵而至，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，作为著名社会人士，他和马叙伦等爱国人士一起，以聚餐会为掩护，交流形势、研究工作，还联合11个人民团体，公开发表声明，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伪国大、伪宪法。

同时，他依旧为隐蔽战线的工作而努力，1946年，他以证券投资人的公开身份，参与创办了由中共华东财办投资的上海中级信用信托公司（后发展为中信商业银行），并推荐毛啸岑担任总经理，以此作为中共的秘密金融机构，负责中共秘密经费调拨、黄金外汇兑换、掩护中共组织与人员、收集金融情报，为解放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掩护。

毛啸岑（1900—1976），字兆荣，江苏吴江黎里人，中共秘密金融战线核心人物。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三师范，早年任教、办报（《新黎里》），投身反帝反封建与国共合作，曾任吴江县督学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秘书长.“412” 后遭通缉，转入隐蔽，后在上海招商局会计室任职。

毛啸岑

抗战爆发后，经王绍鏊介绍，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与情报工作，负责吴江一带情报与武装联络。1939 年赴香港，在徐明诚领导下从事情报；1941 年底转重庆，以合众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，秘密为党筹措资金、传递情报。1946 年底，受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直接领导，与叶景灏等创办中级信用信托公司（后更名中信商业银行，上海九江路）。解放前夕赴香港传递国民党军事情报，解放后深耕上海金融行业，他是旧上海中共地下党 “红色金融” 的重要操盘手。

而毛啸岑曾经有一个学生，叫沈安娜，正是那个“按住蒋介石脉搏”的奇女子。只不过，师生之时，大家都还不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，因反对家里对二姐的封建包办婚姻，而带着二姐出逃到上海求学，追求进步，却穷困潦倒，女学生沈安娜，当时还叫沈婉，没少得到恩师毛啸岑的接济。就是在毛啸岑的家中，沈安娜与二姐沈伊娜（当时叫沈珉）遇见彼此一生的挚爱和战友，华明之与舒曰信。并且成就了中共隐蔽战线上最伟大的“潜伏”之一。

沈安娜夫妇

学生与老师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从最普通的师生交集到殊途同归，各自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成就了伟大的贡献，由一斑可窥全豹，不得不说，中共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。

这个期间，还有一件隐蔽战线的“趣事”，即“父子相认”。中共秘密党员，也是中共高级秘密情报员，国民党中将吴仲禧有个儿子叫吴群敢。吴群敢早年就追求进步，却因为重病，在组织准备吸收他的时候断联。恢复健康后，吴群敢一直寻找中共组织，未果，后进入上海证券所。以后经过组织观察，觉得可以重新吸收，而代表组织考察吴群敢的正是王绍鏊。王绍鏊交代吴群敢去秘密对接他以后的秘密上线领导。为了安全与保密，而见面的双方都只掌握暗号和大致身份描述。直到上海那间小屋门被推开，吴群敢才惊愕的发现，自己要来见的上线领导正是自己的父亲吴仲禧。

吴仲禧老前辈一家合影

上海的特务统治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王绍鏊的工作也变得更加隐蔽。后来，国民党开始大肆迫害民主人士，王绍鏊按照组织的安排，秘密撤离上海，辗转抵达香港，在那里筹建民进港九分会，继续开展反蒋斗争。1948年，中共发布“五一口号”，王绍鏊第一时间响应，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，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，奔赴东北解放区，全程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，为新中国的诞生倾尽了心血。

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东方站立起来了，王绍鏊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大展手脚。

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，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参与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的制定工作，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

在财政部工作期间，他直接参与了新中国财政体系的构建工作。他曾领导并支持了新中国会计制度的统一工作，在听取会计专家安绍芸关于“要统一会计工作，先统一会计制度”的建议后，推动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制度处，开启了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奠基篇章。他以务实的态度深入基层调研，提出了“财政干部应走出办公室掌握一线实情”的工作理念，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。

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（民进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领导人（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），王绍鏊为民进的成立、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继续团结带领民进成员，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，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70年，王绍鏊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。他的一生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无不体现出他深深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。而他在隐蔽战线的贡献，就像一座无名丰碑，藏在历史的深处，不张扬，却足够厚重。

你的名字无人知晓

你的功勋永世长存